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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光觉醒已远不够了，此外我们是否有刮骨疗毒的英雄气概，是否有挺膺负责的无畏精神呢？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说：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

所以，作为一个非凡的对话者的他者的介入的过程，也即是教育的过程，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心灵（nous）助产术，或者说苏格拉底的对话的中心主题：人所能教导别人的，其实只是他已经知道但却已经忘记的东西，通过激发、唤起追忆，每个人的wholeness（完整性，整全性）在自身的最深处得以重建，所以说，哲学（友爱·智慧）是一种乡愁，在古希腊这就是Eudaimonia，对应于英文happiness（幸福），但准确的英译是human flourishing（人之丰盈），相当于庄子所说的至人，而苏格拉底就是这种自足的幸福的典范。闻道而乐者，好悳者也。

春秋之世，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各自为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当一个人祛除了对死亡的恐惧，那他的心灵（nous）或者说天赋便可以得到最自然、最纯然的舒展，即Eudaimonia（human flourishing，人之丰盈），心理的疾患也就复原了，所以，海德格尔说：未知死，焉知生。比如，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至少需要自由、多元和多样化的教育。但是，王位父子相传，兄弟之间也会有不服，乃至于手足相残，所以，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这是一种演化而成的具有普世性的稳定均衡，因为只有这样（出生顺序）才具有不以人的偏好为转移的、谁也说不出口的客观性。7. 聖，智禮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

[53]那么，移民海外或身在海外的华人很可能会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其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将中国人赶出XXX运动中似乎已见端倪，再加上目前国内运动式打‘三非，则有可能刺激人家间歇性赶‘蝗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赶还打。中国的历史恰恰貌似一幕幕小鸡僭称火鸡、火鸡僭称鸵鸟的闹剧，只有待真正的鸵鸟出现才能镇服四方、摆平天下。他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不信任了。

接着，他在读书穷理与读圣贤书之间划了等号：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髓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是由以求之。以至于到文革前个人种花养鸟，穿衣服的式样稍为与众不同，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当时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时，把这种改造过程中的耻辱感，象征性地比喻为脱裤子、割尾巴。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

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表态，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了，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服气。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纲纪崩坏，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便轰动大江南北，深得知识分子的认同。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或道德勇气？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强调，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僚政治的依附。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上儒家传统中的道统和政统并没有合一。相反，那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热忱和奉献、自觉地改造自己，都是相当真诚的。到文革前更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口号。

可见，当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不同时，道德勇气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不相同。17右派们对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认识的：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使用极端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把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毁减了。在中国历史上，当传统的道德勇气三个资源的前两个，外部行为规范和文化优越感受到动摇时，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到内心的良知，让浩然之气从内心涌现出来。海外学者则多从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出发来分析讨论。

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转化关系。在当年批判右派时，就把学习马列分为几种，右派们则是为他们反动阶级服务来学的，也就是企图以马列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

在文化知识这一点上，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代替了读圣贤书、儒家经典。海外学者和文革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要求上进的心态。

因此，如果从价值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文革前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不断沉沦，是和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至于到极端，是同步的。22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无出身好的先天资源可凭借，学马列经典本是修养的重要途径，但也可以被视为是为了反马列而学马列，这样，就只有看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表现了。孔子的道德理想的核心是仁，而修身的方式是见贤思齐式的克己内省的修炼。他们按照这种理想在批判现实时，也表现得十分执着激烈。这是文革在最高领导层内的一次预演。另一方面，思想改造运动又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也就被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

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新传统失去平衡、走向幻灭的必然性。，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

他强调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著名作家老舍的悲剧是典型的一例。

文革时，这种新传统进一步深入发展到，毛泽东号召用斗私批修的方法，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

至于新传统中作为政治表现等道德勇气的外在标准，也是随政治运动不断变化，最后完全破坏。4但是,一旦我们将讨论严格化，就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8后来当他们明白所谓学习实际上是改造思想时，就心悦诚服了。即使是少数出身好的知识分子，按阶级分析法，只要他们是在四九年前受教育的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地位，所以他们的立场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儒家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对抗的内容。进入专题： 文革 知识分子 道德勇气 。

而毛泽东思想是和中国革命及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密切不可分的，经常提出新问题而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未发表指示之前，很难有什么固定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到一九八八年，更有不少文章直接大声呼唤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和参与意识。

从四九年到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不断简化过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在后来变为学毛选，接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变为学语录背语录，到后来居然成为听从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到文革时，包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刘少奇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甚至是灭顶之灾。

当这一价值系统受到怀疑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开始部分恢复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越深刻、真诚，内心中潜意识的传统影响越强烈，他就越是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从而在弃旧图新过程中越表现出无情否定旧我的道德勇气。第二个差别是，在新传统中每个人的立场是否纯正，不是属于他的本性、也不是自己能判定的。

而毛泽东由此却决定反右倾，并把彭德怀打成一个反党集团。东林党人无疑是当时最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群体。

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外部行为规范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合一了，这就导致了外部标准的统统瓦解。

也就是说，道德和道德勇气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之中。而在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中，每个人即没有内在的良知资源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又不能由自己来判定，甚至学马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们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但由于没有改造好，客观上又做了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事。